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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可田:生活场与制幻地 ——2017年度《延安文学》诗歌观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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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的《延安文学》杂志,延续以往的办刊风格和栏目设置,“诗读本”仍以每期20多个页码的容量发表诗作,县区作品小辑不定期地推送诗歌新人。粗略统计下来,过去的一年,《延安文学》杂志总共刊发了省内外70余位诗人的300多首新作,容量可观。不同的题材内容,不同的风格表现,大有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感觉。若以年度为单位,测评一个地区的文学创作、发展状况,难免粗疏和表面。但具体到写作者个人及作品本身,情况也许大为不同。2017年荣登《延安文学》的诗歌作品,不一定就是诗人们最高创作水准或风格的体现,但将它们聚拢在一起,进行某种书写范式或精神指向的言说,却是可能的。

 

一、诗与经验自我和现实


人是自然性、社会性、精神性的统一体。而人的社会性所表明的,乃是个人与他者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网络系统。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,是每个人所要面对的“第一现实”;内心生活、精神理想以及文学艺术所营造的文本世界,可称为“第二现实”。不可否认的是,第一现实在很大程度上规囿第二现实,但也是第二现实生发的土壤。文学与现实的关系,可以从个人与现实的关系中得以确认。这其中,有认同,有悖逆,也有逃离。以现实为基底的诗歌创作及其评判,目前仍占据主流,这由人的社会性决定,也由俗世生活的物质性基础决定。在这样一种面对和指向现实的写作中,诗歌主体和诗人的经验自我便成了对等物或统一体。

    孙晓杰的《恩赐》,立足现实进行诗意的创变和传递,表现方式多样化,有艺术高度也有思想深度。刷牙,本是平淡无奇的日常琐事,但在诗人笔下,“一截牙膏”成为“白色而芬芳的火焰”,继而又如“一炬火把”,“探入潮湿的夜:黑暗、沉闷的洞穴”。一连串的精彩比喻,将刷牙这个简单动作转化为幽深的诗境。依附现实的另一个空间,诗意的空间在此形成。“为了照亮一个黑夜/时间给了我一万根白发”,仅有两行的《恩赐》一诗,却浓缩了诗人对生命和时间的很多思考。《路上》近乎白描的叙述,发现和审视生活事件,“脱落的磁粉”,让人生出无限感慨。《一个诗人在大足县放歌》,诗意唯美,情怀炽然,对“大足”二字的诗意联想成就放歌的豪迈。李全文的《在人间》,语言朴素洗练,从生活现象中截取片断进行表达。他在《过客》中写道:“黄土千层/一千座墓碑,安静下来/他们曾经踌躇,如今/逆来顺受”;他这样写野草:“它们卑微/没有名字/但,你只要喊/就会有一面坡过来/呼应”;他对生命和时间这样呈现:“在人间,没有永恒的花朵/结在执意的枝条上”。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感悟,精巧的构思和特有的言说语调生成诗意,紧密的现实关联促成文本的现场感和生活气息。牛怀斌的《站在北方的树》极为简朴,简朴之极的表达却产生了触动人心的力量:“你成了一个病句/成年累月躺在病床上”。在《石碑》一诗中,他如此表达心声:“我只希望  在/时间的隧道/它能代  一辈子/都没有站起来的我/撑起一片蓝天”。

2017年《延安文学》诗歌作品,最具现实感或者说与现实关联最为紧密的,当属谭滢的《扶贫手记》了。这样的题材很容易变成“颂歌体”,给人假大空的感觉。但谭滢的诗歌姿态并不高昂,也没有一厢情愿地施舍同情。她保持着一个与生活平行的视角,观察和体认,抵达真相又引人深思。她这样写贫困户:“穷乡僻壤上的一藤苦瓜/人,可以选择自己的死/却无法选择生/植身于贫瘠的土壤/需要有连根拔起的勇气/和背井离乡的胆识”。杨康的《我还在爱着》,也是从生活中发现和提炼诗意。他散化的语言、日常化的细节描述,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,传递出内心的温情和疼痛:“你走远了,我就爱上了路和暮光”,“在琐碎尘世的摩擦中,生活的美变得细密而柔软”。同样是在生活现场,秦舟在城市楼房的夹缝里发现了一棵麦苗。“农转非的麦苗”,“呼吸着城市的污染”,“任凭雨淋,它知道自己的命运”。在一种身份认同的尴尬中,诗人从麦苗身上看到了:“一个个汗流浃背的农民工/热闹却孤独着”。

呈现客观事物、指认现实或揭示生活真相,倚靠对现实的简单模仿是达不到的。这需要写作者对经验材料的深刻领悟和精心提炼,以及生成文本的艺术功力。裴祯祥是80后诗人,其创作实力从《看不见的事物》中可见一斑。他有极好的语言控制能力,对叙述对象的把握精准有力,及物又及心。他呈现生活中看得见的事物,也发现:“而这个与我们/无关的世界,正在通过空气、族群/与命运,将光明与阴影/叠加在我们疲惫的脸上”。对于无数人写过的乌鸦,也能拿出自己精彩的表达:“你需要一张乌鸦嘴/去吃光那些陈年旧账,吐出/骨头和灰”。在对生活现象进行深入思考,并完成诗意转化这方面,路延军的《飞蛾》是一个不错的例子:“在灯的内部生活/享受慢慢死亡的快乐和幸福/像那些内涂的荧光粉/反射虚假的信息/引诱黑暗中的一批批来客”。吴小虫的《适得其所》,叙述性话语娴熟精到,诗体诗风结实稳健。他的诗让我们领悟到:诗意不仅来自抒情,也来自精心裁剪、娓娓道来的日常叙事。左右随着生活和艺术的双重磨砺,文本的艺术性和深度都在加强,比如他在《翠华山抒情》中就提炼出这样的诗句:“时间嫁给了水泥,蚂蚁和时光嫁给了我”。程贺是90后诗人,但她的语言风格渐趋稳定和成熟,不依赖意象的隐喻和象征功能,也能在日常化的叙述中营构出诗意诗境。比如这样的叙说:“我的父亲和母亲/背影那么瘦,那么小/像两粒最先成熟的瓜子/我嗑着嗑着/就嗑出一阵苦来/继而咬着了自己的舌头”。

诗歌的现实指向性,让很多诗人在生存的现场开疆拓土,并以洞察力和想象力的交互作用,扩充文本的厚度和空间。吴开展的《辞别诀》,以决绝的口吻、充满律动感的节奏、富有穿透力的语言,抒写人生中年的感悟和识见。“此去,我要用火车穿过针眼,缝补漂泊的一生”,“此去,我要修建内心教堂的塔尖,真理直指苍穹,把天机捅破”,“在理想与白发之间/不再奢望神来为我掌灯”。“辞别诀”中的远方和中年,充满内在的激情、睿智和谦逊的态度。方文竹短诗《当你拿大海比作生活的时候》,技艺精湛,认知深刻,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。当然,这结论是形象化、诗意化的,且没有半点说教成分:“身体里的一粒盐  探视着自己的/朴素的矿  只需要一小点岛屿/……猛敲豪放的鼓  不如做细小的米粒文章/一颗露珠上藏着渐渐喂养大的天使”。《羊的深刻》是朱胜国的一个组诗,这组诗在生活经验的传达和生活哲理的揭示上,的确达到了深刻。他将身体比作“徒剩钙质的生命之杯”,他这样认识重逢:“无非是/一颗伤痕累累的石头/想从另一块伤痕累累的石头中/获取火星”。柏相写诗,也进行诗歌品评,这让他有了一个开阔的诗歌坐标,并进行自己的实践。他精心打磨语言,在想象力和词语的变构中熔铸诗意和空间。像他这样抒写寒蝉:“喜欢它在幼年便笑饮孤独/喜欢它在暮年/才引吭高歌”,像《兄弟来信》这几句:“谁还在丹青里泼梦,谁还在/放牧苍穹。谁让方块字/患上了癫痫病。谁让毒素注入鸟鸣”。此外,像肖许福、郝随穗、北岸、穹宇、吕政保等人,也在这个方向上努力,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。

在城市化进程加剧的今天,面对乡村严重的“空巢化”现象,故乡成为了诗歌的现实表达中一个“噬心”的主题。张怀帆组诗《乡关何处》,精心取材,将故乡土地上与自己的记忆联系最紧密的事物,作为书写对象,进行了时空交错的呈现和还原。同时,也勾画出故乡的面貌及其幻变场景。当回到故乡见到乡民,“我的手被一一攥住……/那一刻,电流接通/血液和血液相互认出/失忆被打通,恍然走散了多年”。然而对于故乡,我们的身体或可抵达,但心魂被挡在门外。那是时间之门,燃烧的火焰将一切焚为灰烬。“乡关何处”这一追问所揭示的,正是一种令人痛心、无处安放的空茫现实。“是不是,因为有了祖坟/一个地方才可以叫,故乡”,在至深的情感体验中,我们再一次辨识生命、时间、爱和苍茫。在这一主题的传达上,宁明以老家的水井作为载体。最普通的事物,在诗人眼里却装满生命信息。诗人与它“唠嗑”,曾经“责怪它眼界的狭窄”,如今“站在井台上,我已看不见/老井心中的涟漪/倒是在我脸上,忽然间/悄然涌出两眼泉水”。乡情的深度和强度具有普遍性,但诗人以物象的细节呈现为其赋予了形体:“把这穗玉米,一粒一粒剥下来/每一粒,都是我与故乡的/一次忍痛分离”。

 

二、诗与智识、灵觉自我及非现实


对很多写作者来说,诗就是对现实的临摹,生活事件的逼真还原。这样做,或许并无不可,只是诗人的创造性难有极致的发挥。其实,诗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现实的重构,通过对现实材料的提炼加工,与主体精神充分融合,形成一个与现实相关而又迥异的文本空间。甚至,随着诗人创作性的工作不断走向深入,诗歌面目已经很难从与现实的相似性上进行甄别,并作出价值判断了。这时,诗歌的主体不再是经验自我的模样,智识和灵觉在其中发挥作用,而文本也摆脱了现实拘禁,呈现一种“非现实”的状态。这一现象,我们以如下几位诗人的作品进行观察。

丁小龙的《镜中之镜》,极具思辨性。文本中,诗与现实和经验自我绝缘,智识的洞察代替了对现实的临摹、情感的抒发。自我和世界,存在与虚无,生与死,诸多哲学论题,也成为他的诗歌主题。比如这样的表达:“对着镜子时,我总能看到自我的乌托邦/肉身是需要泅渡的暗色海洋”,“我要用十二个故事来穷尽存在的可能/还未开始,便已失败/上帝是人类失败的明证”。诗向哲学靠近,让我们看到,在现实书写和生活表达之外,一种充满智性的非个人化书写的魅力。如果说,丁小龙的写作是诗与哲学相遇和触发,那么纳兰的《赞美诗》,则闪耀着来自宗教的启示之光。莲花、菩萨、玉如意、曼珠沙华等意象,传递着文化信息;窄门、橄榄枝、洪水、硫磺火湖、十字架等意象,承载着精神的奥义。这两条线索并行,贯穿纳兰的组诗。但他也会以诗人的身份将它们糅合并置,呈现一个理想国的信念。当然,这种诗歌类型并非“文化诗”,而是深入灵魂根柢的生命表达。当诗投奔宗教,从宗教文化中深度汲取,慈悲、信心、爱和智慧不仅滋养心魂,还深化和拓展诗歌的领地。在诗与哲学、诗与宗教这两个向度,丁小龙和纳兰两个80后诗人,以他们颇具辨识度的作品,营造出了“非现实”的诗境。在他们那里,智识之心判断、省察,灵觉自我幻视和倾听。

在这一诗学面向之下,北野、南南千雪、李亮、羊子、李云等诗人也作出了自己的表达。北野《一个人的阿含经》,并未因这部经书而有了宗教或文化意义。他诗歌的抒情性强,且激烈,诗歌意象的现实指向性并不十分明确,而是更多地倾向内心,个人的精神世界。他说:“漫游者的眼底,云蒸霞蔚/漫游者撞见了他自己心中的景象”,“我喜欢仇恨时,偶尔/升起的凶恶之心,和我悄悄/爱上一个人所用的火焰/都是来自同一堆干柴”。正是诗歌的意象化运作,带来虚实相生的境界。南南千雪善于营造诗歌幻象,这与才华和想象力有关。她的《独角兽》深入自我心灵和女性意识的深处,既深情又孤绝。她写道:“我内心升腾的火焰/把整个山涧都照亮了”,“无休无止的寂静啊/像潜伏着成千上万个缪斯不发出一点点声响”,“小心喂养你的独角兽/……我们为孤独、深情、苍老活着/也为阴影、分裂、救赎/持守忠诚”。李亮的《女僧传》就像一个传奇,神话、历史、梦境、现实,通过特有的言说语调糅合在一起,富有暗示性和创造力。读这样的作品,就像欣赏她颇具民间特色和超现实意味的绘画,会不自觉地进入一种灵幻状态,梦境和现实交混的境地。羊子《我的歌》彰显个体精神,同时又融入民族的地域的异质血液,因而显出几分独特。他这样歌唱:“我的歌有宇宙的全部幻想”,“众山把亿万年的记忆赐给了我……/众山莲花一样一瓣一瓣地打开/一瓣一瓣山峰都生长在我的心上”。李云有一首诗叫《秘密》,相对于其他诗作,这首深入灵魂深处,将那种隐秘的激情,“黑暗河流”上的“涟漪”和“碎浪”坦呈出来。

此外,像孙晓杰既在现实和经验层面运作,又能深入精神创造的玄幻之境,给我们展现成熟诗人艺术表现的多样性、作品的层次感,以及所能抵达的深度。他的《巫师》以梦境展开叙说,以巫师、诗歌、上帝、白鹤几个主要意象串联,传达出尘世之上的精神理想。具有类似特征的还有《神鸟》《月光》等。。他以大量的议论性话语入诗,呈现某种思辨特征。虽未抵达哲学层面,但仍然哲学式地观人察物,打探存在。他独特的言语组织,无疑是对诗歌话语的丰富和补充。

 

三、中间状态


呈现外部现实,抑或精神世界的内部景观,仅是写作的一种倾向性,两者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。对大多数诗人来说,写作的自由以及整合事物的能力,往往会使他们选择一个临界状态进行洞察和思考,从而打破审美的主客体之分。通过对2017年《延安文学》诗歌作品的观察,有相当一批诗人处于上文所述的两种写作方式的中间状态,也可以说是内与外、写实与自我表现、现实与非现实等因素的兼有。

诗人远村,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活跃在诗坛上,他现代性的乡土书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实际上,他的题材领域和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。多年来,他一直保持着成熟诗人的艺术水准和精神高度。《浮尘之上》是他近年来的作品,其主要特征表现为:铺排的长句,愈见舒展的语言节奏,诵读性、咏唱性的加强,抒情和叙事的交混,智性的融入等。比如《我要赞美胡杨》这首,凸显的生命意识,在当下语境中巧妙编织的历史和文化意象,为诗歌带来开阔的视野,深广的蕴涵。历史、现实、想象以及张扬的情感,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精神空间。再比如,他这样传达自我认知:“比一次意外的相遇还要意外,我在大白天梦见了自己/更像一次意外的投奔,无功而返”。对于诗人,他有这样的体认:“多少守望的诗人,选择了薄情与沉默/同时也选择了飞翔的马车,梦想有一天能抵达雪国的车站”。宜涌浪的诗,以前读过,对他冷峻、知性的诗歌表情留有印象。他有效地克制情感的抒发,以颇具隐喻性的意象群持续推进,完成作品。他的诗遍布乡土或自然的意象,却并非常见的乡土表达,主导诗人的是一种现代性的意识和思维:“我看见/饥饿的人们  虚弱/倾斜地跪着  钟声响起/传遍耕种过的土地”。同时,他还有虚空、宏大的呈现:“一个黄昏重新开始/在巨大的根上升起”。

三色堇的组诗《美好遇到了隐喻》,基本上能够体现她的风格特征。她的语言干净明快,有质感,在叙述和抒情、实写和隐喻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。当作为诗人的三色堇开始研习油画,色彩的运用便大面积出现在诗歌表达中:“那些被标记的色彩有着锤炼的品质和绚烂的神话/这内心的花朵多么干净,真切,肌理鲜活/美得更加原始”。屈丽娜的诗一如她所写的“碎瓷”,小巧、莹润,却有着锋利的边缘。她的语言显然经过了必要的修剪和锤炼,简短收缩的状态包含着微妙的情思,丰富的意涵。她说:“我精通幻术/学会用细草穿沙/在打结的发丝上缠绕斑驳陆离的光”,对于中年心境,“她说深埋得太久/除了骨头还是硬的/其余的都碎裂成一片一片”。初梅的诗,看似有着任意伸展的句子,漫不经心的叙述,但通过层层铺垫,饱含声势和气韵的话语出现了:“我将在那里得到的,孤独不可匹敌/万物不可匹敌”。此外,像烟雨、袁东瑛、张明旭、苏龙、沐风、王永耀等人,也在一种叙事和抒情糅合的状态下进行写作。

水子的长诗《水之痕》,有一个副标题:乌裕尔河流域的爱情。显然,这是一首爱情诗,以乌裕尔河作为背景。开篇宏大,她对爱情的叙说要“借上帝之口”,“你让果子包着核/让我成为你的一根肋骨”,“循着你的声音,我来了/我最终叩响/——乌裕尔河倒映着的箴言”。在地域人文风情的映衬下,抒情主人公心思辗转,一次次地独语或倾诉。《水之痕》所展现的情境,让人想起《诗经》或《·雅歌》中的爱情,纯朴而炽烈,又有着情感流转的迷离恍惚。李王强的诗,抒情性也很强,充满飞扬的才思和柔美的情韵。他的《芬芳的路途》,语言轻盈流转,节奏感强,灵动欢快的诗句随处可见:“屋檐下的紫燕,门洞里的黄雀/都是会飞的亲人”,“在湛蓝湛蓝的天空的印花布上/写娟秀的字,押春风的韵,对花香的联”。而马端刚在《一棵守着晨钟,一棵守着暮鼓》中的抒情,则显出冷峻和忧伤。语言的铺展和情感的蔓延密度很大,绵里藏针,包裹刺痛人心的诗行:“没有泪水,没有叹息,消磨着时间的暗器/死亡在鹰的翅膀上停止了想象/……窗台的心跳,守不住低低的哭泣/失控的风,掀开了尘世”。李炳智的抒情也很有特点,在古风犹存的节律和声韵中,传递着内心的浓情和对生活认知。情感是诗歌的特质,在叙事、反讽蔚然成风的当下,依然有很多诗人固守诗歌的抒情套路。当然,情感有各种状态,抒发也有多种方式。除过以上几位诗人,像李点儿、李筱、湮雨蒙蒙、李燕、倩儿宝贝、林小耳等,也都呈现了抒情的不同色调和层次。

诗歌写作,当然不止于提炼金句、警句,但透过骤然迸射的火花,我们还是能够捕捉到诗人的才情、言语构造能力或写作功底。有很多这样的例子,像赵帆的《情人》:“她与黑夜一起/成了世间最美的隐衷”;王雅静的《致海子》:“我不敢想你/我的心上没有铁轨/在梦里放牧/每匹马儿都有来生”;曹宏飞的:“暗夜里的灯火温习着古老的手艺/一念浅喜,一念慈悲”;艾蔻的:“抓住铁器,对面的碉堡说/地下埋着万千英雄/仿佛埋着一块铁/每时每刻都担负使命”;鲁蕙的:“如果雨水是粘稠的,箫声也会呜咽”,“很多情节像石头一样,在天空下假寐”,“在房间里掘井”。在房间掘井的人,是多么孤独的人啊!精彩的段落、语句甚至词语,无不传递着丰富的情感内容或精神信息。

 

四、诗与诗


“带上所有节奏和韵脚启程”,这是李炳智《在一场春雪里存活》中的自述。这看似普通的诗句,却在很大程度上指向诗人创造性工作的特征,或本质:节奏和韵脚。当然,这可以是实指,也可以是虚指。“带上所有节奏和韵脚启程”,就是鼓舞诗人去进行关乎存在、关乎生命本质的艺术创造。在文学史上,“以诗论诗”可以说是一个传统。对诗人的创造性工作进行言说或命名,除过诗论,“以诗论诗”的方式也是有效的抵达途径。2017年《延安文学》诗歌作品中,就有大量对诗歌、诗写作的理解和认知。当然,有的是整首作品,有的是在文本中镶嵌一个段落或一个散句。孙晓杰的《华山论诗》,就是这样一首用意象阐述自己诗学观念的佳作。诗不长,抄录如下:

 

诗要有拔地而起的气势

突兀的感觉,奇谲的想象

有峭石的冷峻,蕴含莲荷的洁净与婉丽

有或徐或疾的天风

清澈或朦胧的月光

有一只草巢宿鸟,有一块悬崖飞鹰

有灵性之水:水里藏鱼

有智性之土:土里生松

有从不游离的爱坚守大地

有一朵梅花,磨十年剑

有一条狭路

成长自己的高度,拥有自己的日出

 

这首诗包含了诗人的美学观,对诗歌本体的认知,以及创作过程中的相关因素和环节。不用多加解释,相信大家通过阅读就能领悟。巧的是,这样一种理念的传达,是以华山的奇险特征为依傍,并由灵动纷繁的意象群来完成的。在另外一些诗人那里,虽不曾进行整体言说,但只言片语也能有效抵达诗的本质。像吴开展的“我要用千年的汉字戳破纸背,言辞中闪烁黄金”,南南千雪的“她带着修辞的巴别塔永无修复之日”,程贺的“我努力用内心的语言/去靠近美本身/语言也因此变得美丽”,郭瑞的“我满载语言丰富的行囊/穿着文字的衣裳”。即就是初梅这样的表述:“我在头顶孕育过珍珠、旗帜、童贞、蓝、乌托邦之乡/它们都通向美——/人性之美,神灵之美”,也是在更广泛意义上阐述诗与理想、美、人性、神性的统一。

 

结语


如上所述,对于2017年《延安文学》诗歌作品,我将它们分别纳入“诗与经验自我和现实”“诗与智识、灵觉自我及非现实”“中间状态”三种关系中进行观照,并简要陈述了部分诗人对诗和诗写作的言说或体认。这样一种区别和划分,仅出于描述的方便,目的不是对他们的写作分门别类,更不涉及文本价值的判断。这或许不是合理、恰切的方式,但在这一过程中,我还是深切感受到诗人们在生存现场的灼热之地,进行书写和传达的各种努力。文章标题中的“制幻地”,来自玩偶一首诗的诗题。他的诗有现实因素,但更多地倾向内心,似乎可以划归“中间状态”。他的这个“制幻地”,我以为不仅涉及诗歌(艺术)的幻术性质,也是对“诗与智识、灵觉自我及非现实”状态的绝妙命名。不错,诗歌有效传达人在现实中的境遇,但也在智识、灵觉及非现实层面运作。两者中间还有一片广阔的衔接之地,即所谓的“中间状态”。可以肯定地说,生活场与制幻地,就是诗歌(艺术)生发的现场和源泉。

这篇针对2017年《延安文学》诗歌作品的称述,显然已经进入2018年了。时间流逝的本性,冲刷和带走很多东西,也改变着我们和世界。而诗歌是呈现和塑造,是对美好事物的挽留。一种本质上的对抗,和时间发生了小小的冲突。我们也因此祝愿,今后有更多的优秀作品亮相《延安文学》,在和时间的冲突中获胜!

 

2018.1.25

 

 

王可田,1972年生,陕西铜川人,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,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。出版诗集《麦芒上的舞者》《存在者》及《诗访谈》。曾获鲁藜诗歌奖、延安文学奖、陕西作协年度文学奖、陕西青年文学奖、铜川市重大文艺精品奖等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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